我们，是指中国人，或者华人世界，或者更多认同张国荣的人们。而生活在大陆的我们，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蓦然发现，那个以“程蝶衣”的名字起步，走进大陆文化生活的张国荣，已于不知不觉之中，潜入了自己的心里。许多人从四月里开始，一步步地走近张国荣，感受着他的精神气息同时感受着自我的生命，而一个颇为特殊的情境是：传媒的诚恳与热忱，始终与我们的感受同步――共同去纪念一个香港的艺人。借助传媒，借助网络，也借助那些较早了解并爱惜张国荣的人们蕴蓄既久而突然迸发的铺天盖地的激情，你可以在一个被猝然压缩的时空中去收取方方面面的信息。于是，我们见到了在电影辉煌之外的张国荣，见到了他的歌艺与舞台经典，见到了他的智慧与善良，他丰富的个性与传奇般的真诚的人生历程。我们重新认识并讨论他的艺术成就、体味着他的人格力量、揣摩他所抵达的精神层次与生存的境界。可以说，是在这个忧郁的四月里，在sars的危逼下，在对生命意义的反思之中，我们开始认识了，一个叫做“张国荣”的香港人。

          这里有香港《亚洲周刊》刊载胡恩威先生的一篇评论，文中言道：张国荣去世成为华人社会的一件大事，受到两岸三地的传媒高度重视，俨然成为一次“国家事件”（引号为原文所加）。文中提及，非典型肺炎危机是天灾，但张国荣的突然去世对香港人的心理打击，比天灾还要严重。因为，张国荣二十六年的演艺生涯是一个香港传奇，而“现在的香港娱乐事业，已经很难容纳像张国荣这种重视个人尊严和追求完美的艺术工作者了。”文中的批评有一种肃然的自我反思：“香港传媒在张国荣去世事件中的表现，出奇地有节制。……在电视上，也看见很多记者一边哭一边在报道，他们都收起以前那种轻佻的嘴脸。”而“中国内地传媒的张国荣特辑资料详尽，文章分析深入，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胡恩威：香港流行文化的力量）。另一个引人注意的事件是，香港浸会大学主持的《拉阔文化计划》，曾于四月三十日举办了一个题为“‘不忍远离　张国荣’──追忆张国荣的艺术生命”的纪念晚会，晚会的议题中表达了这样的意念：“抱着艺术表演理念去触摸人性心灵、推动大同社会意识的”张国荣，“在光影中、舞台上、音乐世界及现实生活里要大家共鸣的精神层次，我们是要认真的领会、探讨及宣扬的。”在为晚会制作的网页上，也记载着这样的文字：“适逢新浪网举办了一个名为‘心目中的中国十大文化偶像选举’，大众对哥哥在社会、文化上的价值及影响力未有一致认同，事件更反映了部份人对哥哥作品的肤浅认识。”网页的制作者声明：“感谢众位学者对哥哥的艺术生命的表扬，引领我们朝这方向走。”在港人众多的纪念文章中，我们还可以寻到林奕华的《张看，看张》中深情而不失犀利的理性文字，林沛理对“演员作者”概念的推出和阐释，梁文道关于“长情同志”的精彩点评，以及董桥《最后一个西关大少》中的斯文、艳丽，浓郁的文化气息。 

          在张离去的数月之中，在sars肆虐的艰险背景下，包括媒体、艺术家、作家、文化评论家在内的香港文化界乃至学界，对张国荣先生的尊重、对张的辞世这一事件的重视程度及其严肃态度，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然而，在大陆的文化圈中，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一种局促与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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